党史故事 -凯发一触即发

(三)

1936年4月9日，延安城边降落下一架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身穿飞行服的张学良。

当时，延安城还属于东北军的地盘，张学良派人将等候在城外的周恩来、李克农接入城内，他们从晚8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清晨4点。

这次会见双方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张学良提出的“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提议：“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周恩来对同张学良的会谈十分满意，在离开延安返回瓦窑堡的路上，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是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

这条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实现的。

华北事变后，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鉴于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

随着日本侵略华北程度的加深，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深，对于中日之间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对日立场有所趋硬。而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趋缓，国共两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秘密接触。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式，倾注很大精力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东北军是张学良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1935年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是杨虎城，他还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致信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中共停止内战的政治主张。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还派刘鼎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此外，共产党还开展了许多下层统一战线工作。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逐步改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等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一字之差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到了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已经完成了转变。

经过多方努力，红军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新局面。这种局面甚是奇特：双方默契地和平共处，即便前方发生了象征性摩擦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相互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当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成一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