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凯发一触即发

记得五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我去8里外的姑姑家，骑的是一辆借来的“永久”牌自行车。

深秋的颍河两岸，刚刚被耕种过的田野平整、开阔，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年轻的父亲用力地蹬着两个车轮子，飞快地在田野中的土路上奔跑着。田野上挺拔高大的杨树纷纷向身后退去，远处的嵩箕两山，峰峦苍茫、云雾妖娆。那一刻，一颗童心的我欢愉地徜徉在父亲那英姿飒爽的气魄里，尤其是他那挺直的身躯就像田野上直立向上的树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

父亲在大金店东街雷家文彦门中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个姐姐，由于年岁较长早已出嫁。我的伯父，父亲唯一的哥哥是1935年生人，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外出参加了工作，不经常回家。而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祖父是一个老实人，因此，年纪轻轻的父亲有时就成了家中的主事人。

1957年父亲在村中的大庙（南岳）读完高小后，就回家帮助祖父干起了农活。现在想来，父亲一手顶呱呱的庄稼活应该是从那时练就的。譬如：犁地使唤牲口，播种摇晃楼耙，打场筛扬麦子，这些笨重而极为讲究的农活，父亲做来就得心应手，可如果我去做了，就毫不“粘弦”。

这辈子，父亲对于土地、庄稼、农具是独有情钟的。尽管他16岁就参加了工作，常年奔波在外，可自从35年前（1979年）的秋天家里分得了3.6亩责任田和4分半自留地后，他就每天从公社拖拉机站（1994年以后改为镇农机站）回到家里，饭不吃茶不喝，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跑到自家自留地、小菜园子看看庄稼，菜苗们长势怎么样。地里有草了提锄就除，菜苗干旱了放水就浇，庄稼该施肥了就撒化肥，从不知疲倦。

父亲种庄稼是不惜力气，十分细致讲究的，同时也是不计成本的，用村里的老话来形容，叫作“死势”“实性”。尤其是每年的夏秋时节，父亲每天早上天刚发亮就扛着锄头或者镢头去地里。而此时的我则正在睡梦中，每次听到窗户外他起床的咳嗽声、 呼唤声，心里就塞满了不乐意。跟父亲到地里干活，在我早年的意识中，是一件苦“差事”。从太阳刚露出东山头干到上早学的学生回家吃早饭，父亲还在埋着头忙碌着，根本不抬头看看天是啥时辰了，也不说回家吃饭的事。为此，我和三弟四弟大妹只好忍着饥饿，一直干到上午的九点多钟，过了吃早饭的时间。有时候他干脆就不回家了，害怕来回路上浪费时间，耽搁了收割耕种的工夫，而是让母亲把饭送到地里，在地头简单吃了接着干。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尤其是每年的六七月间，下午三四点钟，别人家都在自家院落的树荫下乘凉午休，而父亲却独自顶着炙热的太阳在玉米地里抡起了锄头。路过的乡亲见了，说，这么热的天，歇歇吧！父亲反而笑着答：趁天热太阳毒锄地草死得快。他还不嫌厌烦地对我和三弟四弟大妹说，下锄时，一定要用眼用心把花生苗根处的小草锄净，用土把玉米苗围拢住，防止大风刮倒。可我这个学生出身的回乡知青却总是心急气躁，不是草根没锄掉，就是把绿莹莹的庄稼苗给来了个“腰斩”，大有《朝阳沟》里王银环下乡时的尴尬。

每年秋天犁地种小麦的时候，父亲在田间平地打畦时，若遇到散落的碎瓦片、碎砖头、小石头之类的杂物时，不是一脚踢开，而是弯腰捡拾、收拢在一块，用篮子或者箩筐提到田边、渠头，同时，反复叮咛着我和两个弟弟要把翻耕出来的土坷垃打碎，把地耙平；耙畦垄时垄要耙直耙大。为此，我曾私下对三弟抱怨：咱爹种地就是“要饭的穿西装，穷讲究。”为此，农忙时节，我和三弟四弟大妹最怕和父亲在一起干活。总感觉他太讲究、太较劲了。然而，正是父亲这种精耕细作、吃苦耐劳精神，才换来了我们家的好收成和乡邻们的称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或许是长期的农作经验和习惯，父亲最为注重农具、种子的选择了。一张锄一把镢头一副箩筐一架铁楼，他置买时丝毫不吝惜本钱。别人买一张锄七八块钱使用二三年，他买一张锄则十二三元能用七八年。浇地用的水泵、水管，甚至螺丝、皮垫、保险丝、钳子，他都备置得齐全停当，记在心中。到了该点种玉米播种小麦的时候，父亲又是一位极为新潮、科学的人，别人家的种子三五年都是一个品种，他则要两年更换一个河南农科院的新品种。就这样，在父亲的辛勤劳作下，每年夏秋我家的麦子、玉米都成了左邻右舍眼中的“榜样”和“标杆”。记得每当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我们家责任田的蜀黍头（玉米棒）老是被人趁黑儿偷走几十个。父亲知道了只是哈哈一笑，说一句：“谁让咱家的穗子扎人眼哪！” 十五年前，我到煤矿当工人，妻子一个人在家种地劳累不说，也觉得种地收庄稼赔本，就偷偷把仅有的一亩半地撂给三弟四弟，进城打工了。父亲知道后满脸的不高兴，对我娘说，庄稼人不种地，干啥？由此，我和妻子曾有大半年的时间不敢回家看望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