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凯发一触即发

（二）

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呢？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人竭力主张通过单方面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方式来避免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缓和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并使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结果却事与愿违。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却是在经过多次付出血的代价后方才懂得的。

首先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实际上主持会议。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担任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反而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最终获选的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名。而原本应开除国民党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更是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势。对此，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更是认为：“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其次是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来对蒋介石予以回击。

当时的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有很大力量，中山舰事件是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蒋介石在制造事端后，迅速地释放了被捕人员，并发还所缴的枪支，惺惺作态地说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宣称要“自请从严处分”。

然而，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回答后，主张妥协退让。上海的中共中央3月29日也发出指令，主张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再次是接踵而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中共中央也决定逆来顺受。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意见并不一致，是在鲍罗廷和张国焘等的压制下才被迫通过。

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中，除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外，着重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似乎《整理党务决议案》与中共毫无关系。殊不知，当时的国民党系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而非纯粹的一个政党，因此，整理党务必然事关两党。

尽管7月12日至18日，在扩大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并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却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陈独秀等领导人并没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这一重要事宜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军队事务上甚至是持消极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定位，他们认为只是“参加”一些工作，“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来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对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缺乏认知。甚至出现一再反对有能力的共产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情况，要求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工作“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这样，大量由中共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机会也轻易地丧失了。

而在12月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更是错误地将当前主要的危险归咎于民众运动的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