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凯发一触即发

1939年，全面抗战已经持续近一年半时间。此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方面，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终在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内方面，日军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开始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则不断发展壮大。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始终站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给予坚决反击，同时带领广大根据地军民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敌后战场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为全民族抗战的反攻和胜利创造了条件。

（一）

1939年初，抗战局势逐步明朗，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复杂。

随着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不断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经济、财政日益陷入困境。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对日军日益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开始转变侵华策略。在军事上，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公开投敌，正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虽然日本的侵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疲于应对德意在欧洲的挑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此时并不想跟日本真正决裂。在东方战场上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同日本妥协。因此，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中国时刻有陷入“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危险。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及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会议还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这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形势的变化已经开始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的局面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智慧。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