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凯发一触即发

（二）

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1939年党的重要任务是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阴谋活动，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和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在华北，先后制造“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在华中，先后制造“平江惨案”“新集惨案”“确山惨案”。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革命群众被捕杀，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制造摩擦、存在投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采取革命的两方面政策。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退步行径，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摩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摩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在中央指示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退了其多次进攻。

到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分裂活动日趋猖獗。针对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6月30日，毛泽东又公开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深刻揭露了日本诱降、英美劝降、国民党反共投降的种种阴谋，提醒全体国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7月7日，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中国抗战形势中两种最大的危险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摩擦行径进行深刻揭露；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三大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正式形成。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并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顽固派，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图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