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凯发一触即发

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艰难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蓄意制造一系列反共行动;日本侵略者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还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军民生活极为困难。在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外治武备、内修文德，团结带领人民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壮丽赞歌。

(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变是规模最大、最剧烈、最复杂的一次。

国民党当局敢于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既有深刻的国内原因，也有复杂的国际背景。1940年，德、意、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德国劝中国与日本尽快结束战争以利于日本分兵南下，日本则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使国民党当局屈服，而英、美希望中国能有力牵制日本，对国民党尽力拉拢，英国甚至重开滇缅公路运输援蒋物资，美国也答应给国民党政府巨额贷款和飞机。蒋介石一时感到左右逢源，“剿共”夙愿再次被强烈激发。

1月4日，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从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分三路出发向北转移。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事先布置好的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围攻。全体将士英勇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皖南新四军几近全军覆没。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和谈话，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通缉项英，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同时，国民党当局乘势调动重兵，向豫皖苏边区彭雪枫部、豫鄂边区李先念部和皖东张云逸、罗炳辉部进攻。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暴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发布后，周恩来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连夜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当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笔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使报纸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赶在重庆其他报纸出版之前散发出去，周恩来命令报社将题词刻成模板后立即拼版、快速印刷，天亮前把报纸放进铺盖里装入箩筐，从红岩后山悄悄运进城内。1月18日，重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既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也在军事上严守自卫。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同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4月，新四军又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和部队的整编，意味着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

与此同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反复揭露和深入批判，沦陷区民众普遍认为此次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呼吁“务祈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发起抗议活动，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到处为共产党做宣传，提出营救叶军长、反对内战的口号。文化界著名人士邹韬奋发表社论，痛骂国民党顽固派是“说尽好话，做尽坏事”的无耻之徒。国际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3月，蒋介石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在这一轮反击国民党当局的进攻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政治意志和维护抗战大局的坚定态度，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不仅破灭了国民党当局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政治幻想，而且使其不得不继续坚持抗战，推动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经过这一轮斗争，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争取和团结了中间阶层，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赢得了民心和政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