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凯发一触即发

(二)

进入1941年，日军、伪军为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投入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历史罕见、令人发指的程度。“扫荡”华北根据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1941年1月，日军“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群众1200多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南进步伐，妄图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和“蚕食”的力度和强度。

日本侵略者提出，要“力求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集中了58%—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90%—100%的伪军，实行军事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相配合的“总力战”。

这年夏，日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地下抗日组织。在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修筑大量公路网、碉堡群和岗楼等，企图隔绝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在抗日根据地，则发动惨绝人寰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加强对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同时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坚决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强敌硬拼。唯有如此，才能不断钳制、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身力量。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要发展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采取多样化斗争，坚决打击“清剿”之敌。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敌后军民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歼敌方法，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在山区和平原展开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战法，在水网地带进行的水上游击战，还建立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组织。在山东的八路军灵活运用战法，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一战术经过山东战场的广泛实践，后来被罗荣桓总结为“翻边战术”。

1941年5月，冀南军民7万余人展开5昼夜大破袭，一举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7月中旬至8月底，正值“青纱帐”时期，冀中军民破坏公路、铁路150多公里，攻克敌据点、碉堡多处。8月至10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作战达8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7万余人的“铁壁包围”大“扫荡”。敌人随即开始反扑，8月27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采用拷打和屠杀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马母挺身而出，“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所作所为感天动地。

9月25日，在晋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引向狼牙山主峰，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毅然砸枪跳崖。“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不但极大地拖住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有力地钳制、消灭了大量日军，使日军在亚洲战场的如意算盘得以落空，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待续）